主角：王甫昌（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系兼任副教授、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兼任副教授）

關係：本系學士班系友（1980年畢；68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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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的自我探索時期

在高中考大學之際，學長在聽了台大社會系的堂兄的推薦，跑去聽旁聽台大社會學跟心理學的課程，當時就引發學長的興趣，就考進了社會系。學長就讀當時系上有分社會組跟社工組。大一剛進來的時候要同時修社會學和社會工作的課，當時學長就對社會學傾心，所以大二選擇社會學組。但當時社會學組的師資並不是特別好，那時候系上還沒有專任的老師拿到博士學位，有很多老師大學畢業，少數的人有碩士學位。

事實上整個大學的期間，除了少數的課程，學長對大部分的課並沒有太大的興趣。從大二特別是大三開始就跑到台大社會系聽葉啟政老師的課、政大社會系(當時叫做民族社會系)聽陳小洪老師的課，對於系裡面的課則是比較選讀性的鑽研某些課。大四的時候，當時中興社會系好像是國立大學極少數的系大四畢業要寫畢業論文，學長那時候選的題目是「疏離感」的研究，學長說：「這是我第一個真正讓我覺得有興趣的課題，有點像是在自我摸索過程當中慢慢找到的一個主題。」

學長表示其實整個大學生活課外活動對於他影響比較大。暑假去梨山果園打工、爬雪山、合歡山。另外讓整個大學生涯有轉變的地方就是大三擔任系學會會長且從大三幫忙整理及管理系上的圖書館。所以整個在學學社會學上面學長還是蠻用功念書的。

當兵、退伍後

學長從大學畢業到前往美國唸書的這當中有四年，畢業後前兩年去當兵，在當兵的過程當中學長自己去讀葉啟政老師用的書raymaond aron的 main currentin sociological thoughts(當代社會思想的主流)，當兵期間用每天剩餘時間把整本書讀完，希望藉由這方式不讓自己與社會學脫離，後來開始念jurgen habermas的東西，jurgen habermas的東西當時是東海社會系系主任和葉啟政老師開始在教，我念的非常痛苦、挫折。所以到退伍以後，學長感覺自己對英文比較有興趣，所以就跑去一家會計師事務所當翻譯，主要翻譯世界商情的報導還有一些管理文章，還有心理測驗。其中找到一本書叫please understand me，在翻譯此書的過程中學長開始對自己的個性認識，自己適合做什麼有一些了解，從那時候開始學長就覺得還是想回去當學者，所以在會計師事務所工作的二年中開始準備出國，於是1984年學長就到美國亞利桑那大學社會學系開始念社會系碩班的學位。

美國亞利桑那大學社會學系的進修

1.碩班的重訓練

學長說到了美國才發現以前在台灣念的社會學對他來講變成一個障礙，在美國社會學有一套非常完整系統以及他們是怎樣看待社會，還有社會學與其他學科有怎樣的差異。學長說幸好他沒在台灣念碩班，因為那時碩班只有東海、台大有，因為那時候東海跟台大都在弄habermas的理論，一些非常玄理論上的討論。而在這學習方式改變的過程中，學長說就像人家在說像讀武俠小說一般，像是要進入新的領域，如果一個武功弄不掉的話，可能就會被淘汰掉。學長笑說還好他需要忘記的太多了，還好他在美國重新建立接受社會學的訓練，而這讓學長對社會學有一番非常不同的體認，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後來擔任學長指導教授的neil fligstein。

2. 博士班期間的修課及教學經驗

neil fligstein的一門社會階層的課，那門課讓我理解到一個好的社會學知識其實是對他們社會最非常深刻的了解，這種理解也包括你怎麼去立設一些社會條件，還有就是在社會階層理論裡面幾個重要理論轉折，其實牽涉到你對社會預設的態度，然後你會開始看到種種的問題，那門課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因為我的老師是後來推翻某一(狄斯康辛)學派，在講地位學的模式，那個一些人他們…他其實就是提出一個新理論觀點去反他們老師的那一套說法，幾乎可以取代掉的那個的主要學理之一。所以當他在講以前的地位學模式是怎麼成為主流以及後來的比如說後來的分隔勞力市場為什麼會取代後來的研究取向呢？

這對我來講是一個開眼界的，因為以前我們對理論的看法好像就是搞不清楚為什麼有這麼多的理論，它讓我感到最深刻的地方就是說其實理論的演進常常就是說對社會預設的不一樣，當你對社會有了不同的假設，或是社會現象的改變，讓你視為理所當然不需要解釋的現象現在變成需要解釋，那你就會出新的理論影響。

第二個影響是後來對我影響很大的教授doug mcadam，他是做社運研究的，我當時因為拿獎學金的關係，所以當他社會學的教學助理，他的課是總共教四百人的大班的社會學，他幾乎是完全不用講義，也不用麥克風，他有一套教社會學的方式，而且美國社會學的課程是開給全部的不同背景的學生來修，在四百人中大概只有三到四位是社會學的主修，其可能修完後就不會再修社會學，所以要如何對這個學科沒有興趣未來也不會再修社會學的學生教社會學，這是非常大的挑戰，但顯然美國社會學的社群有他一套方法，來教什麼是社會學以及社會學相對於心理學、經濟學還有其他的學科有怎樣的差別，擔任他教學助理的過程中，我體會到我麼現在所謂社會學想像與社會學觀點是什麼，所以我後來在寫博士論文的時候，我就找他當我的指導教授，最初我想做的論文題目其實是想分析台灣的兩元市場，也就是透過兩元市場分析來討論社會不平等的現象，但是等我在結束最初步的計畫後，開始跟他討論在接下來一年半的時間這個計畫被修改了五次，他就不斷的逼問我為什麼做這個問題，這個問題對台灣來講有沒有意義。

3.台灣的「族群復甦」的現象討論

我中間有兩個暑假回台灣做論文資料，所以等到我改到第三版後，我就慢慢清楚其實如果在台灣談不平等的現象，不去看族群問題，恐怕是不可能的，可是那時候族群問題在台灣是禁忌的問題，我後來也慶幸我是跑到美國去念書，我如果在台灣八零年代中期做這個題目，當然不會繼續做下去，而且當時台灣社會整個氛圍台灣把族群的議題當作政治禁忌，所有媒體和學者告訴我們說省籍問題是上一代的問題，事實上到中研院後，我的同事張茂桂他們開始做族群研究時受到很大的壓力，連張茂桂申請國科會計畫都被長官直接告誡說這個題目不要再做了，後來張茂桂把這個告誡寫在報紙上，我們可以知道說這個議題在當時敏感。因我有機會在美國的脈絡裡面，所以缺乏政治敏感性，所以我才會挑這個主題。

發現台灣的族群

1. 去美國念社會學對自己的影響

博士論文中謝詞提到自己在美國五年的轉變:由過去對於「省籍」的無知不覺，到認定他是台灣最深層的社會分歧。這是我的freedom summer。(自由之夏的意義是你因為經歷一場不尋常的經驗讓你對原來社會經驗改變，對我來說，在美國五年是讓我改變對原來出生成長看法的際遇。)我是怎麼開始做族群研究呢?我會做族群研究跟我在美國念社會學有很大的關係。博士論文寫完後，寫謝詞時我就提到我在美國的轉變，我寫如果五年前剛到美國時我會寫有關台灣省籍和族群的議題，我當時可能會覺得這個人瘋了。因為我認為我是一個高度被族群同化的人，我不會覺得族群對我生活有怎樣影響或是有意義當然也沒有族群的概念，在美國念書漸漸意識到省籍問題是台灣深刻的社會分歧。在美國的五年是讓我從對族群或省籍問題的無知不覺慢慢察覺到他對我的影響。

2. 由博士論文開始到返台後的前十年的研究主題:理解台灣在族群同化社會趨勢下，為何會有族群復甦的現象與問題

(1) 西方文獻的影響:對現代化社會中族群重要性將會消失趨勢的理論性預期以及後來族群復甦的問題意識

這個跟我個人經驗有關。以前念大學所有媒體社會學的老師會告訴你說台灣是個現代化社會，像族群、省籍一些像前代社會殘留的出生他的身分影響應該是慢慢降低，甚至不應該，也說不同省籍族群間通婚、一起就學、一起在工作場所互動，這種族群的同化應該會讓族群的重要性降低，可是在一九八零年民進黨成立之後，好像台灣的省籍族群的問題，因為政治的動員而有複製的現象，受西方文獻的影響西方的政治學與社會學產生對族群的影響重新探討和理解的研究，因為早期一九六零年代現代化理論，他們大概預期在於現代化的過程中族群的重要性會慢慢消失，理論可以告訴為什麼強調分工跟分化的社會理念以成就的背景，會慢慢超過出生背景重要性，所以功能來預期現代化過程中整體族群一些前現代社會組織原則們重要性應該會下降，但是到一九六零年代以後，這些很多先進的工業化國家開始慢慢面臨族群復甦的問題，所以七零年代開始有很多的社會學者就會開始問，為什麼會有族群復甦的現象？他們提出來的答案後來影響我當時的作品研究的理論，也就是從一個衝突論中來看現代社會當中族群復甦的現象。

他們告訴我們的答案其實很簡單，就是在現代社會中反而族群會有新的政治，因為現代化的過程，原來一些傳統中介的社會團體對人的整合性功能都破壞掉了，一個現代化的社會變成是國家下面一員的個人，每個個人都是直接訓練對國家缺乏中間團體，當時六零年代有很多理論，像是大眾社會理論他們在描述這種在現代化的過程當中每個人開始面對國家，而族群在這種狀況底下成為一個新的中間性的認同，就是在國家之下跟在個人之上有個中間性的認同，而事實上現代化的過程當中社會結構的變化跟政治制度的變化會讓族群成為很有效的動員中心，會把階級動員的前裡給消化掉，但會增加以族群動員的潛力，也就是現代社會中原來功能論預期他會消減掉族群的重要性，但衝突論的學者卻認為現代化的過程會強化族群災現代社會中的功能 在每個社會中進行的狀況不一樣，基本上七零八零年代美國研究族群復興的文獻採用新的衝突論觀點討論族群在現代社會的功能。

(2) 主要研究台灣當時的族群現象與族群競爭議題，運用量化的資料去分析當前的族群關係與族群競爭:民進黨成立後，省籍問題的討論公開化與檯面化，族群政治動員在省籍融合的狀況下可能會如何?

用量化的資料去分析當前的族群關係與族群競爭的現象與問題，族群關係我用很多的資料去探討族群通婚的程度跟他發生的原因是什麼，族群競爭在一九八零年中民進黨成立之後，省籍問題的討論還有開始公開化與檯面化，以族群動員來看的話，為什麼族群動員導致族群同化，這是我之前碩博士論文的主要研究問題，是不識有優勢族群再進行教化，族群自然融合是單向還是雙向 單向的同化結果反而會造成族群衝突，這是我最早提出的研究結果。

(3) 研究主題:族群通婚、不同族群的政黨支持、族群政治、台灣民族主義的發展、社會運動研究

我會覺得台灣民族主義是對其他民族不平等的論述，我早期也做社會運動的研究，我其實用社會運動的角度去看台灣民族復興的程度，也就是我把族群復甦的現象看做是族群運動的結果，這些研究在我在美國寫論文時，答案大致上都確定了，之後回台我再做更詳細的研究上論文論述的修正，1996年之後我的碩博士論文都找到了相對應的證據。

3. 1997到美國UC Berkeley擔任訪問學者後，研究主題與取向的轉變

柏克萊做訪問學者，研究主題的轉變

1. 刺激的因素

(1) 中研院民族所任職期間，人類學者對於我知識上的衝擊，一開始我最想進中研院剛設立的民族所 他是仿像哈佛大學的實驗 將心理學、人類學、社會學融合成一個學系 但最後失敗了 中研院民族所最後也不了了之 後來中研院民族所人類學家黃鶯貴在某場演講問我一個問題:根據我在布農族裡三十年的田野訪談紀錄中，他們是沒有族群這個概念的，你能確定你研究的對象有族群這個概念嗎?

當時我們社會和社會學家都很常使用族群這個名詞，視之為理所當然的存在，當時我是無法回答這個問題的，這個問題如晴天霹靂，原本對民族所的認識是對社會學的印象，但在這次與人類學者的互動後，我重新思考了我的研究。

(2) 九零年代台灣族群政治的發展，尤其是1994國民黨首次開放省長及北高市長的選舉，要知道在這之前這些地方官員都是行政院指派的，但也造成了一些民族衝突，像是陳水扁和趙少康民進黨與新黨之間的衝突。

你們可能不知道，有計程車司機被新黨支持者殺害，所以當時的氛圍是非常強的 有人認為比二二八的衝突還要嚴重，省籍族群政治的對立與衝突使得學術研究討論受到波及，1995年一月台灣社會研究季刊七周年研討會中，他們較其他人去批評張茂桂和彭乃德的文章，卻叫他們兩人去評論別人的文章，研討會當天叫張、彭坐在台上給別人批鬥，其實這才是這場研討會的主要目的。

有人說這樣是在摧殘族群課題的研究，這場研討會使得台灣的碩士在族群研究論文方面大幅下降，他們擔心寫這個研究主題不知會受到怎樣的批評，其實這個影響一職延續到現在都還有，我沒有參加那場研討會 因為已經擺明就是批鬥大會 但這也讓我開始想我們對於戰後台灣歷史的了解之少，以至於提出那麼多錯誤的研究問題，還有一個原因 因為台灣歷史學的傳統是不作當代史，社會學會作當代的研究，但不會觸及當代的歷史，我們都做量化研究和民意調查，1950年之前的有人做 1980年之後的也有多人做，但當我們開始研究這中間的族群議題時，因為是一段空白不了解的歷史 所以導致相當大的討論，這就讓我在後來的研究主題上有一些修正和轉變。

(3) 1999我主持一項台灣社會民族關係的基本調查，在整理1956、1966、1980、1990戶口普查時發現族群的概念有變化，因為每次紀錄與分類族群的定義和方法都不一樣，結果也不一樣，使我覺得族群的概念不斷地被重新分類，中研院的刺激、政治上的轉變，還有這項調查的影響，讓我從原本研究台灣民族復甦上，開始重新思考 到底台灣的族群概念是怎樣產生的。

2. 由族群復甦到台灣族群概念崛起的問題意識轉變

對於台灣戰後歷史與族群關係發展的重新理解，族群一開始是人類學家在分類原住民用的專有名詞 將原住民分為四個層次 他原本只是族下分群 但1987後有學者將族群的概念用在分類漢人與本省人 閩客族群 這影響非常大 這也讓我在研究主題上開始探討 族群作為一個新的概念 族群在1987後流行與普遍化是發源於台灣的不同族群開始發展他們的弱勢族群意識 現在台灣有一個很特殊的現象 外省說他們是弱勢族群 客家人也是 原住民也是 每個族群都是弱勢族群 他們之間的互動與刺激使我的研究轉向將台灣不同的族群意識當成是不同族群運動建構族群意識與用族群一是去政治動員的政治或社會成果及影響去理解

3. 方法的轉變

採用歷史文獻及次級資料的分析方法，蒐集整理這些的資料，作為分析的素材 這稱作非介入性研究，一般我們會直接請首訪者回答問題以測量他們的態度，但這可能因為研究者的介入或是情境的轉變影響受訪者的回答，可能本來沒有最後被問到有，然後下次回答的又不一樣，因此有人開發了非介入性調查研究，以研究人們在無意間留下的線索作為證據，以要知道美術館哪幅畫最受歡迎為例，不是要發問卷問看畫的人 們可能因當時的情境或是研究者的關係影響到們的回答，非介入性研究會採用看哪幅畫前的地板上腳印最多，而做出這幅畫最受歡迎的結論。

當我完成一些這方面的研究後，我開始思考在1987年族群的概念開始流行後 人們無意間留下的線索是不是大不相同，其實你在1987年後問受訪者族群的概念，是他對當時族群的概念，並不是在這之前的概念，這和個人與同仁之間的互動經驗以及早期做訪談的經驗有關，這也是我開始從事非介入性研究的原因，當開始用這些次級資料取累積後，你會發現比問卷調查更有趣在族群觀念上的變化，與歷史學不同的是，歷史學研究的是前代死掉的人，而我研究的是當代在我面前走來走去的行動者，我的研究不會影響到他們，但會透過某種方式讓他們知道，我已經陸續分析完成關於福佬人意識的產生、外省人弱勢族群意識的產生及客家族群意識的產生等研究課題。

大學生活

l 印象最深刻的老師

王恪心老師。

l 印象最深刻的課

社會階層、社會流動、社會研究方法

l 在大學時印象最深刻的事

接到同學媽媽的電話。因為學長家就在台北校區附近，同學幾乎都住宿舍，緊急連絡電話就填學長家。害的學長常常接到同學媽媽打電話來找小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