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邱花妹/2011夏

經歷：英國艾賽克斯大學社會學博士，曾任天下雜誌記者。為《Green Power─解讀台灣綠色競爭力》一書主要作者，天下雜誌出版。

目前：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大約是在小學高年級的時候吧，因為看了太多戰地小說，我夢想著以後要當記者，要站到社會事件最前線，要用筆，為人民喉舌。國三時，看著姊姊填選大學志願，悄悄地選定了三個志願：新聞系、政治系與社會系。真的輪到自己填志願卡時，真的就只塗了這三個系。說起來，自己當年對社會學一無所知，純粹只是被這個名稱給吸引而已。

我在1987年進入台北大學前身－中興大學法商學院就讀。從台南到台北，我生活中遭遇的第一顆震撼彈是，發現校方查扣了原來要發給新生的校刊《法商青年》，只因為當期的刊物封面用了張一枝筆被一條繩子纏繞的照片，並刊登了介紹新馬克斯主義者馬庫色的文章。就這樣，我認識了威權統治時代，國民黨如何利用校園審稿制度進行思想檢查與控制，在憤怒不平的心情下，我加入了校刊社「法商青年社」，之後加入創辦「台灣研究社」。在女性主義思潮及婦女運動的影響下，法商青年社的女同學們又在1990年成立「女研小組」，成為「妍社」的前身。

在那個時代，我們的社團被視為異議性社團，我們是校園裡的異議份子。我們白天坐在課堂聽課，晚上到社團開讀書會，我們上街遊行抗議，寒暑假則進入不同的社會場域，透過實際的體驗及參與，向社會及民眾學習。舉例講，面對校園審稿制度，校方箝制學生言論自由，法商青年社雖然不再能靠校方經費出版雜誌型刊物，但憑著社員捐輸、到附近商家拉廣告，反而以「獨立」媒體的精神，持續出版報紙型地下刊物。又比如，當年我們透過辦「青年影展」引介非主流或藝術電影、舉辦「青年書展」將當時被視為禁忌的各種台灣研究或左翼書籍引介到校園。在關心社會議題方面，比如，我們用寒假組成反五輕學生工作隊，進駐後勁，以訪調、土地劇場等形式，聲援反五輕運動，再將反五輕議題做成刊物，回到校園傳播。

我的四年大學生活，正好也是台灣經歷劇烈的政治與社會變動的時期，像我們這樣的大學生，各校都有。1987年政治解嚴，隔年，威權統治強人蔣經國過世，政治民主化運動與各種新興社會運動，包括婦女、勞工、農民、原住民、環保等，激烈地衝撞著威權體制。在那個被稱為「街頭運動狂飆」的時代，具批判意識與行動力的大學生，除了在校園內爭取言論自由及校園民主，也成為政治民主化以及各種社會運動的積極行動者。在以學生為主體的運動中，1990年3月大學生在民主廣場為期一週的靜坐，也就是所謂的野百合學運，甚至曾吸引約一萬名大學生加入。1990年5月的反軍人干政、1991年因「獨台會案」而起的反白色恐怖運動、廢除刑法一百條等運動，以及各種社會運動，都吸引了各校的學運份子積極串連與行動。

回過頭看，我們以前在學校裡，真的是異類。我們反對大學淪為資本主義社會下的職業訓練所，深信大學是追求真理、是大學生建立批判與獨立思考能力的重要場域；我們自詡為有機的知識份子，在認識、嘗試分析台灣的社會矛盾與問題外，我們渴望採取行動、以追求社會改革。也在那樣的社會風潮中，我的社會學知識與社會實踐結合。社會學引領我重新審視主流的社會價值、關照社會不公不義現象，學習分析社會現象、社會結構、探索社會變遷的動力及社會改革的可能性。

若沒有大學時代這番知識與實踐來回辯證的鍛鍊，我不會成為今日的我。我不會為了探索階級與性別問題的勾連，跑去念清華大學念社會人類學研究所，進入工運團體工作、寫碩士論文探討自主工會運動的性別政治；之後，我也不會有足夠的知識及社會網絡，跳進主流媒體，做好深度報導；最後，在體認到生態環境問題在當代資本主義的重要性下，離開台灣到英國研讀環境社會學。

我們從小被要求培養「競爭力」、為日後找個好工作汲汲營營、被用消費力能力比來比去，但我們少有機會真正瞭解，自己究竟想過什麼樣的人生，做什麼感到幸福跟快樂。做為公民，我們想活在什麼樣的國家與社會，特別是，當國家的每一項政策、公共資源的分配，如此深刻地影響著我們的人生；做為受雇者與消費者，當前資本主義的生產與消費模式究竟出了什麼問題；我們又該採取什麼樣的態度與行動，面對直接或間接深刻影響著我們人生的大小事。

近來，我看到不少大學同學投入反中科三期、四期擴張、反國光石化、捍衛農民權益及永續農業的運動，同學們以追求社會公平正義的姿態，積極在社會爭議中，為弱勢發聲；也從捍衛「世代正義」的角度，批判當政者與財團主導的發展模式，嚴重破壞下個世代賴以生存的生態環境及農業的永續性。在這股青年運動中，我們很開心地看到，台北大學的同學沒有缺席！每個時代，都有熱烈追求理想的大學生，作為老扣扣的學姊，我期待更多學弟妹攜手探索這條結合社會學知識與社會實踐的求學之路！也預祝所有學弟妹未來四年大學生活精彩豐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