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行政院提出的「優生保健法」修正草案明定墮胎思考期為三天，引起婦女及宗教團體的不滿，雙方主要針對丈夫同意權，是否需要有思考期及強制諮商三點產生激烈辯論。本研究企圖理解的是，長期以來有關墮胎議題的討論。

本研究採用Bacchi「什麼是問題」取徑分析。資料來源以1971年優生保健法草案提出，至2008年優生保健法的修法爭議，作為採樣範圍，選取有關墮胎的150則《聯合報》新聞報導。

研究發現在發言者的轉變上，長期以來墮胎議題都被政府及醫療團體所把持，，主導墮胎議題的發言者是衛生署、內政部的官員，及婦產科醫師。政府機關在優生保健法制定時以人口問題強勢介入，醫療團體則在優生保健法通過至今，一直以來都佔有最主要的發言位置。婦女團體在一開始幾乎沒有任何著力或發聲的空間。到了修法時期，婦女團體不僅提案修法，在報導上的發言份量也相當重要。宗教團體雖然持續關注墮胎議題，但在一開始可發聲的空間也不大，同樣直到修法時期才有較多討論出現。

墮胎能成為公眾議題主要是在涉及到四個面向時才會引發爭議，(一)國家發展：多年來政府對墮胎的管制持續以人口政策為主要考量，在制訂優生保健法時，將墮胎視為降低人口數的手段。在人口壓力解除後，暫時未有所更動。直到少子女化問題浮現時，有意再次將可墮胎範圍作進一步限制。(二)性規範：在優生保健法通過之後，墮胎氾濫及青少女墮胎兩個現象開始被視為社會問題在討論，青少女墮胎也由人口問題轉為道德問題。(三)婦女身體健康：立法後，法條內容賦予醫療團體擁有施術條件的判斷權，使其獲得墮胎議題的發言權，但也使得墮胎變得更加醫療化，壟斷了對於墮胎手術風險的定義權。(四)人權：當國家無法強制介入墮胎議題時，婦女團體及宗教團體在除了以人口問題作為墮胎議題的思考之外，可以發揮的空間將相對擴大，女性身體自主權及胎兒生命權的概念開始加入主流論述中，也使得墮胎議題的討論更加多元。且婦女團體到了修法時期，在議題上的強勢介入，也與台灣婦運的發展有關。在優生保健法制定時，因為處於台灣婦運的萌芽期，所以缺乏女性主義的觀點。通過之後，在墮胎議題上，雖加入女性主義的聲音，但當時最重視的是女性的工作權問題，因而雖然婦女團體對於墮胎議題的立場，聲音是同質，但力量是微弱的。到了第三個時期，多個婦女團體全面加入討論行列，使得婦女團體的聲音在修法時期的分量加重許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