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動性質：橫跨產官政的永續初心
活動日期：2026.05.08
講者：張博鈞（立法院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策進會顧問；曾任蔡其昌委員辦公室政策副主任、環境部秘書）
撰稿人：王佳葳
壹、講座紀錄
一、從「越大的我們」理解永續的核心
這場講座一開始，講者先提出自己理解永續的關鍵：「越大的我們，就越有永續。」他指出，永續經常被理解成一套標準、指標或目標，但在實際社會裡，關於「什麼值得延續」的想像往往充滿差異。不同性別、族群、階級、國籍與產業位置，會形成各自的「我們」，也會對資源、利益與風險有不同排序。因此，永續工作的難處在於如何讓這些目標相異、甚至彼此衝突的群體找到合作的可能。這種合作可能長期維持，也可能只是暫時聯盟，甚至帶有制度壓力；只要能擴大可協作的範圍，就有機會讓永續從理念走向實作。
講者接著回到自己的學術轉向。他原本就讀經濟系，大一修國文課時，老師常以「學商無義」調侃商學院學生，這段經驗讓他日後回想起經濟訓練與社會關懷之間的距離。大三準備研究所時，他因為對「性學研究所」感到好奇，才開始接觸性別研究、女性主義與社會學書單，也因此發現原來社會學處理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制度安排與不平等結構。這個偶然的探索，成為他從經濟系轉往社會學研究所的重要契機。
他也分享自己在經濟系修習家庭經濟學時，曾以「男主外、女主內」作為最有效率家庭分工的報告主題。後來進入社會學訓練後，他才意識到效率背後其實包含權力分配、性別角色與生活經驗的差異。這段思想變化讓他理解，建立更大的「我們」必須先讓自己變得更大，也就是暫時放下預設立場，讓不同角度進入自己的判斷。對他而言，永續的第一步，正是從願意理解不同的「我們」開始。
二、以 SDGs 進入政治現場：從選戰策略到國會平台
在政治工作部分，講者曾在立法院擔任蔡其昌委員的國會助理長達十一年半。2020 年，他協助團隊思考 2022 年臺中市長選舉的政策定位。對他而言，選戰策略最核心的問題，是候選人如何回答選民心中的三個疑問：你是誰、你為誰存在、為什麼要投給你。若要回應不同階級、年齡、性別與教育背景的選民需求，就需要一個足夠寬廣、同時能連結國際趨勢的政治價值。
在這樣的思考下，講者提出以 SDGs 作為核心價值。SDGs 的 17 項目標與 169 個細項，幾乎涵蓋貧窮、教育、性別、氣候、產業、城市與夥伴關係等議題，能讓不同選民從自身關心的問題進入永續討論。臺灣社會長期重視國際化，SDGs 也提供一套容易被理解、能與國際接軌的語言。對選戰團隊來說，這套語言可以同時回應政治定位、政策主張與公共溝通。
具體操作上，團隊在立法院成立「立法院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策進會」，由蔡其昌副院長擔任會長，並邀集跨黨派委員參與。講者將策進會設定為四項功能的集合。第一是永續政策，透過立法、預算審查與政策倡議推動制度調整；第二是社會對話，讓 NGO、企業、中央與地方政府能夠以永續議題作為合作平台；第三是國會外交，利用國會的特殊位置，透過氣候治理、能源轉型等議題連結國際；第四是永續在地化，協助中央法令與地方執行之間建立溝通橋梁。
策進會成立後，團隊舉辦許多永續相關活動，例如氣候治理論壇、永續教育、食物分享、新創與社創交流、企業工業區訪視等。講者提到，民意機關雖然沒有直接執行政策的權力，卻能透過發言、質詢與社會倡議，將壓力帶進行政體系。後來政府提出 2050 淨零排放目標、十二項關鍵戰略，以及《氣候變遷因應法》的通過，都顯示永續議題逐漸從倡議語言轉為政策架構。
三、從營養午餐看見永續政策的設計
在 2022 年臺中市長選戰中，講者負責政策規劃，其中一項代表性的政見是「營養午餐免費且加倍」。他特別說明，營養午餐免費容易被外界視為福利政策，但若從永續角度重新設計，這其實可以成為一套連結教育、農業、健康、採購與廢棄物處理的 ESG 政策。
講者先從政策規模談起。臺中高中、國中與國小學生加總約三十萬人，若把家長一起納入，影響人口相當可觀；再加上在地農民、食品廠、團膳業者、廚師、營養師與剩食處理系統，這項政策牽涉的利害關係人範圍相當大。政策設計不能只停留在「政府付錢」的層次，還要處理學生是否吃得營養、餐點是否美味、食材從哪裡來、剩食如何處理，以及飲食教育如何進入校園。
因此，團隊將政見拆成幾個面向：政府百分之百支出，降低家庭負擔；增加營養師與提升營養標準，讓學生得到更好的餐食；建立廚師培訓與評鑑機制，改善校園午餐的口味與品質；優先採購在地食材，透過政府採購力支持臺中農民與在地食品產業；推動食農教育，讓學生理解食物、生產與土地的關係；最後是剩食去化與低碳處理，讓餐食系統形成更完整的循環。
從這個案例可以看出，永續政策的重點在於關係設計。以學校為中心，政府、家長、學生、農民、食品廠、廚師、營養師、社福團體與剩食處理業者都被納入同一個政策網絡。講者也坦言，選舉現場往往很難讓選民完整接收到這套設計，外界最後聽見的可能只剩「免費午餐」四個字。這也凸顯永續政治的困境：好的政策需要細緻說明，但選戰傳播經常會將複雜設計壓縮成單一標語。
四、行政體系與監督：環境部經驗
離開立法院工作後，講者曾進入環境部，擔任首任環境部部長薛富盛的機要秘書。環境部由環保署改制而來，代表政府對環境治理的重視提高，但組織升格也讓他更直接看見行政體系在推動政策時的限制。
他以《資源循環推動法》為例說明立法的不易。這項法案從早期討論到進入委員會審查，已歷經將近二十年。資源循環牽涉廢棄物清理、再利用產品去向、產業成本、地方政府執行能力與民眾接受度，任何一個環節都有可能形成阻力。從行政機關角度來看，法案通過委員會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從完整立法程序來看，委員會通過仍只是漫長過程中的一站。
在環境部的經驗也讓他重新理解民意代表的監督功能。講者提到，行政機關的專業能力其實很強，但面對爭議議題時，往往會出現避免惹事的傾向。若沒有外部持續追蹤，有些政策就容易放慢速度。好的民意代表如果能提出精準問題，並且一次又一次追蹤進度，就能讓行政機關感受到壓力，也讓政策品質維持在比較好的狀態。
他用「持續問候」形容有效監督。過去在國會端，他常要求行政機關說明進度；進入行政體系後，他也能感受到被追蹤時的壓力。這種角色轉換讓他更加肯定民主監督的重要性。對講者而言，政治人物的差異不只在於理念，也在於是否願意長期盯住看似細小、實際上影響深遠的政策細節。
五、從產業與自媒體理解永續溝通
離開環境部後，講者進入廢棄物處理產業，並協助公司經營自媒體 Podcast《永續決策士》。他說明，這個節目一開始看起來像是企業行銷，但在實際運作中，逐漸成為公司對內培力、對外溝通與建立關係網絡的平台。
對公司內部而言，Podcast 能讓員工在準備節目的過程中重新整理專業知識。當同仁需要在節目上把一項政策、技術或產業問題說清楚時，就必須先理解脈絡、找出重點，並用一般聽眾也能理解的語言表達。這樣的過程提升了員工對工作的投入感，也強化他們對產業與永續議題的認同。
對外部關係而言，Podcast 也創造出一個比較自然的溝通場域。講者提到，政府機關與受監管產業私下互動時常會有所顧慮，但若以公開節目邀訪的形式進行對談，反而能讓政策制定者、企業與社會大眾在較透明的情境中交換想法。節目曾邀請資源循環署署長、氣候相關官員與企業代表，討論資源循環、AI 與 ESG、航空業永續等議題。
講者因此強調，Podcast 的價值不能只用觀看次數評估。即使單集收聽人數不高，只要關鍵人士聽見、同仁因此成長、公司因此建立合作機會，這個媒介就具備組織與社會關係上的價值。這也呼應他在講座開頭提出的觀點：推動永續時，內容固然重要，更要理解不同角色各自的需求，找到能讓彼此願意靠近的連結方式。
六、Q&A：廢棄物治理與政治現實
在 Q&A 環節中，學生提問永續政策在政黨政治與產業現實中會遇到哪些限制。講者先談到垃圾隨袋徵收。他指出，隨袋徵收表面上能促使民眾分類，垃圾袋中的一般垃圾量也可能下降，但後端再利用成本很高，許多分類後的物品最後仍可能進入焚化系統。對地方政府來說，若總處理成本沒有下降，隨袋徵收又讓規費收入減少，推動誘因就會降低。這也是許多縣市對此政策態度保守的原因。
接著他談到垃圾打包與焚化量能問題。臺灣部分縣市的焚化爐量能不足，垃圾無法即時處理時，政府會花費經費將垃圾打包堆置，以降低臭味與民怨。講者指出，這種作法只是在時間上延後問題，沒有真正解決垃圾去化。若每年持續投入大量經費打包，累積下來就是相當沉重的公共成本。
掩埋場活化也有類似困境。理論上，挖開舊掩埋場可以增加空間，並把可再利用物質重新處理；實務上，挖出的垃圾若缺乏去化管道，問題就會轉移到下一個環節。講者提醒，臺灣社會長期低估廢棄物處理的真實成本，民眾在前端丟掉垃圾後，很少能看見後端需要付出的技術、土地、運輸、焚化與管理成本。
談到核能與能源政策時，講者觀察到近年社會對核能的支持度上升，反映出永續討論中的時間尺度正在改變。當 AI 發展、電力需求與產業競爭力被擺在眼前時，選民與決策者常會優先考量短期可見的利益與國家安全。政治人物在這類議題上的立場調整，常被批評為「轉彎」，但從決策位置來看，他們面對的是選票、產業與能源供給之間的壓力。
最後，講者以中華郵政冷鏈宅配業務作為預算監督案例。他曾在審查預算時注意到，中華郵政投入冷鏈宅配卻長期虧損，一年虧損超過一千萬元。經過國會提問與追蹤後，行政機關最後選擇收起這項業務。這個例子說明，民意代表若能從預算細節中找出問題，並要求行政機關說明營運邏輯，就能促使政府重新評估政策或業務的必要性。
貳、心得
這場講座讓我印象最深的，是講者把永續放回政治、行政與產業現場來理解。過去提到永續時，我常先想到 SDGs、淨零、報告書或企業 ESG，但這次分享讓我看見，永續更像是一種關係安排。無論是立法院的 SDGs 策進會、臺中市長選戰中的營養午餐政策，還是後來在環境部與廢棄物處理產業的經驗，講者都不斷回到同一個問題：如何讓不同位置的人願意一起處理共同問題。這也讓「越大的我們，就越有永續」從口號轉成很具體的工作方法。
我也很有感於講者談到社會學訓練的部分。他從經濟系轉到社會學，保留原本訓練的價值，也在接觸性別、家庭分工與社會結構後，開始看見效率背後還有權力、經驗與不平等。這讓我重新思考社會科學在永續領域的位置。永續政策需要數據、技術與制度，也需要理解不同群體如何感受風險、如何分配成本、如何形成信任。社會學訓練所培養的觀察力與關係分析能力，正好能幫助我們看見政策背後複雜的人與組織網絡。
另外，營養午餐與廢棄物治理的案例也讓我意識到，好的公共政策往往需要處理比表面更多的環節。營養午餐看似只是免費福利，實際上可以連結食農教育、在地採購、校園健康與剩食處理；垃圾分類看似只是個人行為，後端卻涉及焚化量能、再利用市場、地方財政與行政責任。這些案例提醒我，永續工作不能只停留在理念層次，而要具備把問題拆開、重新串連利害關係人的能力。
整體來看，這場講座讓我更清楚理解，永續不該被限縮成單一職業或單一路徑，它可以在政治幕僚、行政機關、產業現場與媒體溝通中展開。講者一路從國會助理到環境部，再到廢棄物產業與 Podcast 經營，展現的是同一種能力：在不同制度與角色之間找到連結點。對正在思考未來方向的我來說，這場分享最重要的啟發，是要保留跨領域移動的彈性，也要練習把自己放進更大的「我們」之中，理解不同人的需求，才有可能提出真正能被推動的永續方案。